(2020年4月20日於《立場新聞》發表 https://www.thestandnews.com/society/課託紓困措施-循環再用-非真正紓困/)
文：蔡蘇淑賢（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
疫情持續，政府準備推出第二輪防疫基金，規模更勝第一輪，藉此紓解各行各業因疫情而陷入的財政困難，從而惠及整體市民。支援措施涵蓋範圍之廣，可謂空前，足見政府在協助市民共渡難關事宜上有一定的承擔。儘管如此，百密總有一疏，特別是處於公私之間由社會服務機構以自負盈虧營運的服務，往往備受忽略，在疫情期間得不到任何支援，課餘託管服務便屬一例。
兩次被遺忘的課託服務
筆者在上月已撰文指出第一輪的防疫基金遺漏支援課託服務（見 2020 年 3 月 13 日發表於《明報》），而該服務的性質與由受資助幼稚園或幼兒中心營運的 N 班類同，均為自負盈虧的非牟利服務。兩者均受社會福利署監管，為兒童提供穩定的照顧及發展性服務，只是服務對象年齡不同而已。更重要者乃兩者遇到同樣困難—家長因種種原因而未交月費，而營運者為保證服務在疫情後能夠繼續支援有需要的家庭及兒童，且不欲在疫情期間令更多人失業，故未有以裁員方式減少損失。N 班與課託處境幾乎全無二致，政府在第一輪的防疫基金已為前者提供紓困資助，但後者卻落空。
上述文章其實已引起當局關注，並曾向業界進行個別了解，筆者也得悉有議員正關注有關問題。課託營運機構及家長一心以為第二輪防疫基金必會將課託服務納入支援項目，特別是這個服務的對象當中不少是來自匱乏家庭的兒童，包括低收入及缺乏照顧等等。可惜第二輪防疫基金公布明細項目之時，課託營運機構及家長卻遍尋不獲。當局把牟利的私營補習社、健身中心、與學校有關的行業、註冊體育教練及 11 類被勒令關閉的行業均納入，卻把非牟利且被社署要求停止服務的課託排除在外，著實令人不解。
以原有措施充紓困措施？
當局是否對課託不聞不問？這絕非事實，否則也不會特地向業界查詢。哪麼當局有何具體行動呢？當局對課託所推出的「紓困措施」是公布不會扣減二月至五月「課餘託管收費減免計劃」（「減免計劃」）資助低收入家長減費的金額，有家長得悉後，表示這個「紓困措施」根本是「循環再用」，僅把原本存在的措施重新包裝再推出，沒有因應疫情而提供額外支援，置他們的困境於不顧。
筆者當然理解家長的氣憤。其實「減免計劃」在疫情前一直存在，旨在為低收入家庭減免部分課餘託管收費，成功申請者按家庭收入劃分為三分一免，半免及全免，並設有減免金額的上限。由於上限多年未有調整，上限不足以完全抵消全費，因此即使獲得全免減費的家庭，仍需支付差額。換言之，獲得減免，仍需付費，只是費用稍低而已。今家長因為社署停止疫情期間的課託服務及響應政府呼籲減少社交接觸而未能使用服務，自不能視為退出服務，且家長仍需照常支付月費，繼續發放「減免」自是應有之義，實不應作為因應疫情的「紓困措施」。
課託被誤解
課託服務處於公私的交界處，令營運機構處於不利位置，在疫情下尤為突出。服務由社福機構營運，公眾甚至是意見領袖會以為是政府資助服務，疫情下不受影響，不用特別援助，更加不應向有困難的家長追收月費，落井下石。不過，因為其為自負盈虧的收費服務，又往往被人套用私營原則衡量，營運虧損不應由政府埋單。最終，課託的困境沒有起關注，亦未能納入第二輪防疫基金援助之列。
紓困措施欠一致性
課託服務待援卻無助的情況，既不合理，亦會造成相當不良影響。公共政策強調一致性，以致達至公平及穩定。然而，正如前述，N 班與課託類同，卻有不同處置，已值商榷。再者，牟利的私營機構亦受惠防疫基金，反而非牟利的社會服務被排除在外，更突顯政策邏輯混亂。
課託 = 保就業、保民生
此外，當局有否考慮課託服務的價值及其潛在影響？對於不少家長來說，課託服務是讓他們可以安心工作謀生的重要支柱之一。疫情令不少家長失業，陷入財困。若不繼續付費以維持課託名額，便只能退出服務。前者只令家長雪上加霜，自不在話下，後者亦只是殺雞取卵。何解？若家長此時失去課託服務，即使疫情過後有工作機會也難以應聘。孩子誰照顧呢？這樣便令他們更難透過再就業脫離困境，看不到前路的希望。當然，失業率加劇，社會問題必定叢生，已是定律，而課託服務正正就是保就業的其中一環，當局不可不察。
儘管課託服務以自負盈虧方式營運，但從來只有虧而無盈，以筆者服務的機構而言，每年均要補貼課託服務。疫情之下，處境艱難的家長拖欠月費，肯定會令虧損大幅度增加，若置之不理，最終不單影響課託服務，亦有可能危及營運機構的其他服務。屆時，受影響者便不止於使用課託服務的家長，必波及其他社會服務。不過，按過往經驗社會服務在疫情過後需求卻又會大增，此消彼長，服務縫隙只會更大巨大，禍及民生。
最後，還望當局高瞻遠矚，不要為未來埋下惡果的種子。
